“县城连接着城市和乡镇，作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是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长吴国军说，县城发挥着产业带动、就业带动、商贸带动、消费带动、服务带动的作用，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
两会期间，吴国军围绕支持人口较少民族自治县和脱贫县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县域特色产业园区建设等主题，带来多份建议。在紧张的会议日程里，吴国军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接受了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的专访。
注：2012年为实际数。综合预测值系采用曲线拟合法、经济模型法、城乡人口比增长率法三种方法预测结果的平均值。
战争的背后是经济实力，美国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化支持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
虽然在政治上，中国选择独立自主。但在经济上，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还是依靠进入到美国构建的国际秩序，在几十年内实现了工业化。上世纪70年代，在对抗苏联拉拢中国的政治诉求下，基辛格促成尼克松访华。中美外交破冰。
加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城乡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智慧民生。运用高新技术逐步推进旧城旧村房屋绿色智能改造，建设美丽宜居的人居环境。加快5G、6G网络建设，促进物联网快速发展，打造覆盖城乡、高效运行的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管道等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加快乡村水利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中小型水库等稳定水源工程建设和水源保护。探索分布式能源供应体系、零碳建筑和社区建设。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提高水土流失、石漠化和荒漠化治理能力，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加大重要水系源头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转移支付，完善生态补偿方式。积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和清洁生产，防止水体和土地污染。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强大气质量达标管理，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一般说来，城镇化率30%～70%的区间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其中，城镇化率50%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此为界，30%～50%的区间为加速时期；50%～70%的区间为减速时期（魏后凯，2011）。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越过50%的拐点，今后城镇化的速度将逐步放慢，由加速推进向减速推进转变。然而，由于发展阶段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未来各地区城镇化趋势将呈现不同的格局。总体上看，东部和东北地区已进入城镇化减速时期，其城镇化速度将逐步放慢；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时期，是未来中国加快城镇化的主战场。随着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西部与东部地区间的城镇化率差异将逐步缩小。
首先是进一步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刘强建议，围绕打造黔中经济区重要节点城市和25万人口的小I型城市目标，立足“三区三线”划定，加快编制区、乡、村国土空间规划和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启动复兴大道、北环路、六黄路建设，不断完善城市路网结构，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国外实践证明：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新时代十年来，我国探索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条目标正确、方向对头的城镇化新路，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能从中受益。
然而，三十年过去，随着中国人口红利几近消失，环境保护的重视，中国简单的劳力低成本优势让位于东南亚；城镇化也随着人口大迁徙的放缓而到了末期。当基础建设阶段性完成，这个时期的“首席执行官”也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吴国军：挑战有以下四方面。一是面临内部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人口较少民族自治县的产业结构以资源加工型产业为主，经济发展所遇到的成本约束不断增强。二是面临城镇规划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比如，罗城的城镇建设起步晚、底子薄，且缺乏科学、系统的理念作指导，城市建设还存在目标模糊、规划零散、保障软弱等问题。主要经济支柱产业是酒水和林木加工，生产技术层次不高，产业链发展不充分，抗风险能力弱。三是面临设施不完善的挑战。民族自治县投入城镇建设财力有限，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不完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有待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融合。四是面临资源与生态环境约束的挑战。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考虑耕地保护与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人口较少民族自治县在资源配置中，所能获取的政策、资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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